蒜是老太太拎回来的。

一篮子新蒜，带泥，梗子还是青的。老太太把篮子往天井里一放，搬了两张小板凳，一张自家坐，一张拿脚勾过来，朝曼丽点一点下巴。

“坐。剥。”

曼丽坐下来剥。天井里的青石板早上还凉，太阳一过墙头就烫了。两盆葱在墙根，是她前几日种的，叶子刚立起来。

老太太剥蒜不用刀。拇指指甲一掐，外头那层皮就下来，掐到第三层停手，留一层。曼丽跟着掐，掐到底，露出白生生的蒜瓣。

“多了。”老太太说，“留一层。剥光了，糖进不去，醋也进不去，蒜是蒜，水是水。”

“留一层做啥？”

“留一层挡着，慢慢进。”老太太把她剥光的那一头丢进另一个盆，“这一头不算，晚上炒菜。”

曼丽重新掐。掐了三头，手上一股蒜辣气，往眼睛上一擦，眼泪就下来了。老太太看了一眼，没笑，把自家剥的一头递过去。“看。”

那一头蒜圆圆的，一层薄皮裹着，紫里透白。

“端午前后的蒜，皮嫩，腌下去两个月，透。”老太太说，“过了这几日，皮老了，就腌不进了。多大事啊，一年就这几天。”

曼丽把那一头蒜捧在手里看了半天，又搁回篮子里。“重庆没有这一样。重庆腌的是萝卜，辣椒，盐水泡的。”

“南京也泡。”老太太说，“泡是泡，腌是腌。”

坛子在堂屋门口，粗陶的，一尺高。老太太先倒糖，再倒醋，醋是河沿酱园打的，一斤半。她拿筷子搅了一搅，把蒜一头一头码进去，码得平。曼丽在旁边看，看她码到第三层，伸手也码了一头。

老太太没拦她。

蒜剥完了还有一半，醋不够。老太太拎起醋瓶，曼丽跟着去河沿。

出巷口往西，过一座桥，就是河。河不宽，水是绿的，绿里带黑，河房的木柱子一根一根插在水里，柱子底下堆着菜叶。对岸有人在河里淘米，再远一点是文德桥，桥上有人挑担子过。

酱园在桥头。柜台上一排缸，缸口盖着木盖。伙计拿提子往下打醋，打了三提，往瓶里倒。老太太眼睛盯着提子，没讲话。伙计倒完，她把瓶子举起来对着光看。

“一斤半，你这一瓶，一斤三两。”

伙计说满的。

“满的是瓶口，不是提子。”老太太把瓶子搁回柜台，“你那提子底下垫了什么，拿出来我看看。”

伙计不动。老太太也不动。柜台后头的掌柜从账本上抬起头，看了一眼，往伙计那边一挥手。伙计把提子里头一块木片抠出来，又打了半提。

老太太拎起瓶子，走了两步，回头讲了一句：“犯嫌。”

曼丽在旁边听着。出了酱园，她问：“犯嫌是骂人？”

“骂人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不重。你要骂重的，我不教。”

“为啥不教？”

“重的骂出去，人家还嘴，你听不懂，吃亏。”老太太把瓶子换一只手拎，“先学轻的。轻的骂出去，人家晓得你是本地人，就不欺你。”

曼丽跟在后头，嘴里试了一遍。“犯嫌。”

“调不对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你那是上海调。”

“那你再讲一遍。”

“犯嫌。”

曼丽又讲一遍，尾音压下去了，前头还是往上翘。老太太听了，摇摇头，没再改。

“七成像。”她说，“七成够用了。”

下午是郑太太家。

郑太太的房子在城南另一头，两进，中间一口井。井台上摆着一盆水，水里镇着一只西瓜。堂屋里三桌牌，桌子挨着桌子，风从前门进来，从后门出去，中间那一桌吃不到风，坐的是本部几位太太。

曼丽在第三桌，靠后门。这是郑太太排的，她进门时郑太太拿扇子往后头一指，讲那一桌风大。风大的那一桌，离主桌也远，主桌上讲什么，听得见，插不上。

这一桌四个人，郑太太不在这一桌，她坐主桌。方太太在第二桌，嗓子隔着一桌传过来，还是那一句“我们科长”。第三桌是钟太太领头。钟太太话多，出一张牌讲一句，讲的都是听说。

“听说旁听券紧得很。听说一张券在外头炒到几万法币。听说本部一个科才分到两张。”

“两张分给谁？”对面的太太问。

“听说是科长一张，太太一张。”钟太太打出一张七万，“老钟那个科小，一张都轮不到。”

曼丽摸了一张牌，看了一眼，打出去。是一张她要的牌。她打了。

“陆太太不要这张？”

“不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