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门东站的月台上，沙还没扫净。

昨儿那一场黄天，落到今早，落成一层土。棚顶的铁梁上一层，站牌上一层，脚一踩，鞋底下沙沙响。天津来的车进站，白汽一喷，把这层土又扬起半人高。

车停稳，三等车厢的门先开。挑夫挤上去，栅栏外头洋车夫喊成一片。二等车厢下来的人不多。头一个下来的是个瘦老头，灰棉长衫，袖口磨得发白，手里什么也没拿。他在踏板上站了一站，看了一眼月台，下来了。

后头跟着一个，比他还瘦，两只手各提一只皮箱。箱子不大，提得吃力。提箱子的手指头上一层疤，亮的，是烫过的皮。他把箱子搁在月台上，换了一下手，又提起来。

出站口外头，站里的车等着。开车的兵认得人，迎上去，敬礼。

“陶老。站长叫车来接您。”

“不坐。”

陶其昌从车边上走过去了。开车的兵愣在那里，看着两个人出了广场。提箱子的回头看了一眼车，没停，跟上去。

顺着城墙根往东，到崇文门，拐北。

崇文门内大街上，水车在泼街。昨儿的沙落了满街，一车水泼下去，土面上一道黑，车过去，又是黄的。洋车夫把车把上的土掸了掸，看见两个走路的，追上来问了两回。陶其昌不摇头，也不看，走。

薛砚农跟在后头半步。皮箱换手换了四回。

大街上铺板卸下来了。剃头的，估衣铺，一家南货铺的伙计拿鸡毛掸子掸门脸上的土，掸一下，起一股黄烟。房顶上一群鸽子转过去，哨子响，呜的一声，从东边转到西边。卖杏仁茶的把炉子支在墙根，白汽往上冒，同人嘴里哈出来的气混在一处。

东单牌楼底下，电车来了。

木头车，铁轮子，车头一只铃，司机拿脚踩，当当当。陶其昌站到站牌底下。车停，他上去了。薛砚农把两只箱子先递上去，再爬上去。

卖票的挎着皮包过来。

“几位？”

“两个。”陶其昌说，“台基厂。”

“一段，一位二百。”

陶其昌从长衫里摸出钱，数了四张，递过去。卖票的撕了两张票。他接过来，看了一眼，折了一折，塞进长衫里头。

薛砚农看了一眼卖票的皮包，压着哑嗓子讲了一句：“站里有车。”

“车是站里的。”陶其昌说，“票是我的。”

车往西开。东长安街的槐树光着枝，枝上一层土。一站的路，坐着比走着慢。薛砚农坐在箱子边上，两只手搭在膝头，掌心朝下。

到了台基厂口，车停。陶其昌下车，没等薛砚农，先站在街口看。

灰砖三层楼立在街当中。楼门口木牌一块，华北贸易公司，六个字，金的，金字上落了土。

他看了一眼，够了。

牧顺来在门房里，看见两个人进门。

一个瘦老头，一个瘦老头提两只箱子。他站起来，右手扶着桌角，数了。两个。

前头那个走过门房的窗口，脚没停，眼睛往里头扫了一下。扫过他的脸，扫过他那条左胳膊，过去了。牧顺来站着，一直站到楼梯上没了脚步声。上楼的脚步，一个轻，一个重，重的是箱子。

三楼东头。

雍茂春在那里等着，喘。他从二楼上来歇了一回，歇完了脸还是红的。箱房的门锁着，一把锁。隔壁一间，门开着，里头一张行军床，一盏灯，别的没有。窗户纸糊过了，昨儿的沙从窗缝里进来，窗台上一层，雍茂春拿袖子擦了一下，擦出一道白。

陶其昌先走到箱房门口。

他看锁。铜的，挂着，锁梁上一层土，土是昨儿的。锁眼里没有土。他看了一息，两息。没伸手。

再走到隔壁。门口站住，往里看。行军床靠东墙，灯搁在床头的地上，煤油的，玻璃罩子擦过。屋里什么味也没有，空屋的味。

“这间。”

“陶老，这屋……”雍茂春喘着说，“站长在公馆那边收拾了一处，有炉子，有——”

“这间。”

雍茂春把后半句咽了。

陶其昌进屋，走到行军床跟前，一只手按在床沿上，往下压了压。床晃了一下，一条腿离地一线，落回去，磕在砖地上，笃的一声。

“短一条腿。”

“我这就叫人换——”

“不换。”

郑百川从西头过来了。军服扣到领口，脸上一朵花。走廊二十几步，他走了十几步就把手伸出来了。

“陶老！一路辛苦，一路辛苦！阿拉叫车去接，车回来讲没接着人。侬走来的？”

“电车。”

“电车！陶老这是——”郑百川的手伸在半道，陶其昌看了他一眼。郑百川把手收回去，搓了搓，“好，好。电车也好。今晚阿拉在森隆摆一席，给陶老接风，站里几个人作陪，就几个人——”

“不吃。”

两个字。走廊上静了一下。

“不吃。”郑百川点头，“不吃就不吃。陶老一路累，先歇。”

“钥匙。”

郑百川从军服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，铜的，递过去。陶其昌接了，搁在手心里看。

“几把？”

“就这一把。”郑百川说，“阿拉手里的。”

“一把锁，一把钥匙。”陶其昌说，“谁开过，谁晓得。”

“开过一回。”郑百川说得快，“十一月里。行舟点的，阿拉签的字，报告在阿拉抽屉里。别的，没开过。”

陶其昌把钥匙攥进手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