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军政府的政事堂制度借鉴了宋代三省合一的中枢体系，军事制度也是参考了宋代枢密院管军政三衙管军令的政令分离制度。

财政制度上虽然暂时则是按照明代的旧制来办，但后期也是会参考宋代的财政制度，将国家税收的重心从土地税往工商税上转移，不再逮老农这一头羊可劲的薅。

用人制度上则是遵循义军过去的绿林规矩，大哥可以管总体来说偏向于汉唐的外重内轻。

至于这司法制度则是照搬宋代的鞠谳分司之制，并在此基础之上加强了参议院的司法监督权，已经快接近后世的公检法三权分置。

义军多参考采用宋代的制度，倒也并非是为了反对明朝而故意去反对，而是这明朝的各项制度本身就是胡元旧制的延续。

胡元的落后制度相较于汉家制度而言，本身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，明太祖虽驱逐了蒙古人的野蛮统治，但他为了个人权力并没有革除胡元的野蛮制度。

而是将胡元的落后制度给全盘继承下来，并且将其胡元的粗放式管理给制度化发扬光大，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他老朱家私人经营的农场型监狱。

像明朝的这种落后野蛮的制度，义军肯定是要给他全盘否定掉的，而汉家制度中汉制和唐制年代久远相关的资料文献太少，想要复汉唐之旧制也有心无力。

而宋代的文献资料流传后世的数量极为庞大，所以这明代的文人对宋史的研究成果那是相当的丰富，所以义军才参考采用宋代的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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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宋代在制度上的建设可以说是汉家制度建设的一个巅峰，有宋一代的某些制度哪怕是放到今天，那都不能算是落后。

而宋代的制度建设之所以能较之前代取得重大的突破和丰富的成果，主要还是中唐五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实在是太严重，倒逼宋代君臣为了政权的延续不得不做出革新。

就比如这军事制度上政令分离就是被藩镇武夫们武德充沛给吓的，财政制度上从土地税转向工商税，则是因为五代遗留的地方豪强势力太大，土地兼并完全无法遏制只能另辟税源转向工商税。

司法制度也同样是如此，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都被五代的混账军头们杀怕了，不得不对旧司法体系进行改革，限制司法官员的权力，尽最大限度的避免枉法乱杀。

有宋一代政治斗争较之历代而言那都是非常温和的，其原因倒也并非宋代君臣不好肉体消灭政治对手，而是健全温和的司法制度保障了政治斗争失败者的人身安全。

义军多参考宋代的制度并非是开历史的倒车，而是对明代野蛮制度的纠偏使其回到正轨，并在汉家旧制的基础上，开创出了由绿林体系的“聚义厅”演变而来的“参议院”，在行政体系外增加了参政议政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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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伙们对王铁他们搞出来的这套司法制度都无比的赞同，毕竟这年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点事，谁也不愿意被从重从快处置。

这司法制度的议题通过之后，那负责主持会议的赵胜便又站起来说道：“诸位头领，刚才咱们议了政事堂、吏部、兵部、户部还有刑部的制度，接下来就该议一议这礼部和工部的制度，首先那就从这工部开始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那赵胜便对坐在殿内左侧靠后的一个老头点头致意道：“欧老先生，您曾经在南京户部任过工部侍郎，您来给咱们讲讲这明朝的工部是个什么情况吧！”

此公名叫欧阳照是郧阳府竹溪县人，万历初年生人今年已经有六十多岁了，是万历四十一年癸酉科的三甲同进士，这一科的状元就是前内阁首辅周延儒。

也正因为此公与周延儒同科两人之间也因此皆为官场同党，崇祯初年周延儒发迹之后将这位同科好友从地方提携到朝中当官。

但在崇祯六年周延儒被政敌温体仁给赶走，作为同党的此公也被温党给撵到南京去坐冷板凳，崇祯十年此公见周延儒复出无望且自己也年事已高干脆就辞官回乡。

次年朝廷批了欧阳公的辞呈准许其告老还乡，而当时的郧襄地区早就已经沦为流寇土贼的后花园，但竹溪的欧阳家族能坚挺到崇祯十一年都还没被贼寇灭门，那还是有能够自保的武力值的。

可让欧阳公没有想到的是，崇祯十二年谷城的大寇张献忠再次举旗造反，当年的下半年西曹诸营阴差阳错之下流窜到了欧阳公的老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