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回，调查组里多了几个生面孔，眼神阴冷。

红土乡政府那个原本就没大门的小院，此刻被几辆挂着“省·0”头牌的越野车塞得满满当当。这些车漆黑如墨，在红土地的映衬下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压抑。

车门推开，走下来的不是以往那些熟面孔，而是几个穿着深灰色夹克、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的中年人。

他们下车后，没有跟迎上来的王桂芬握手，甚至连正眼都没瞧那些闻讯赶来的乡干部。

领头的男人姓张，颧骨极高，一双眼睛像是常年浸泡在冰水里的毒蛇，看人的时候，总带着一股子要把人魂儿都勾出来的审讯味儿。

他是京城赵家通过关系强行塞进这次联合调查组的“副组长”，任务只有一个——在红土乡这片干净的土里，哪怕是挖地三尺，也要给徐家父子挖出一块臭肉来。

“徐强同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张组长站在台阶上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正在院子里帮村民卸化肥的徐强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。

徐强直起腰，随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泥，眼神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：“张组长，红土乡的水还没喝腻？这回打算查点什么？”

“查账，查人，查心。”张组长冷笑一声，猛地挥手，“第一小组，封锁档案室！第二、第三小组，即刻出发，深入全乡一百个自然村！我要挨家挨户地问，我要听听，在这些所谓的‘奇迹’背后，老百姓到底受了多少委屈！”

调查组这次的动作，快得让人窒息，也冷得让人发指。

他们没有在乡政府坐班，而是直接背着干粮下了村。这在以往是亲民的象征，但在这一刻，却成了一场全方位的、带有恐吓性质的搜证。

瓦窑村，老支书赵德发的家。

两名眼神阴冷的调查员坐在破旧的板凳上，面前摊着一个漆黑的记录本。

“老支书，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”一名调查员敲了敲桌面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诱导式的威胁，“徐强来这儿三年，真的没收过你们一分钱的好处？他修那个蓄水池，材料费可是好几百万，那些承包商没给他送过礼？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娃，要是没人指使，他敢这么无法无天？”

老支书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“老人家，你得想清楚。”另一名调查员凑近了一些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徐强他爹以前是干什么的，你心里有数。这种‘太子党’下来，就是为了捞政绩。等他拍拍屁股走了，这儿的债还得你们来还。你现在举报他，那是立功，是为民除害。只要你签个字，说他受了贿，哪怕是几条烟，咱们也能保你孙子去县里读书，怎么样？”

“当啷！”

老支书手里的烟杆重重地磕在了石头案板上。

他抬起头，那张布满沟壑、写满了大凉山风霜的老脸上，突然浮现出一抹极其古怪、却也极其愤怒的笑。

“长官，您刚才说，小徐书记是太子党？”

调查员眼神一亮，以为鱼上钩了：“没错，他背后的势力大着呢！”

老支书站起身，颤颤巍巍地走到里屋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，重重地摔在了调查员面前。

“这是俺们村的‘记功簿’。”老支书指着上面的红手印，嗓子眼里发出了沙哑的怒吼，“去年山体滑坡，小徐书记为了救张大爷，腿被压折了，手指头甲盖都掀了三个！他那是太子党干的事？他那是拿命在换俺们这帮老骨头的命！”

“你们想让他收礼？好啊！”老支书猛地推开窗户，指着外面那一望无际、正泛着绿意的茶园，“你去问问漫山遍野的茶树，问问那口刚出水的老井！看看它们给不给你们这帮穿皮鞋的证据！”

同样的场景，在红土乡的一百个村落里同步上演。

那些调查员原本以为，只要稍微施压，只要许下一点微薄的好处，这些穷怕了的农民肯定会争先恐后地跳出来，往那个“京城来的少爷”身上泼脏水。

可他们错了。

他们低估了泥土里的骨气。

在瓦窑村，一名年轻的调查员暗示一个贫困户，只要说徐强克扣了补贴，就能多发一千块钱。结果，那个汉子直接拿起了墙角的粪叉，当场就把调查员给轰出了院子。

在大山村，调查员试图查张浩捐款的“猫腻”。结果，全校上百个孩子，脚上穿着崭新的运动鞋，自发地围在调查组的车旁，一声不吭，只是用那双清澈却倔强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他们。

一整周过去了。

调查组走访了一百个村，询问了上千人。

别说是受贿的证据，他们连徐强的一句怨言都没听着。

非但没查到举报，在调查结束的那天清晨，红土乡政府那个没门的大院里，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江南省纪检史册的事情。

天刚蒙蒙亮，张组长正阴沉着脸走出招待所，准备进行最后一轮“强攻”。

可当他踏入大院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彻底僵在了原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