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过去了，老头那边没有消息。

苏晚每天早上开铺的时候都会往门缝里看一眼，晚上收铺的时候也会往门口扫一遍。没有纸条，没有口信，也没有面生的人在铺子附近转悠。城南这间新铺子的生意慢慢稳了下来，每天进账跟老铺子那边加在一起，比单开一间的时候多了将近一半。吴婶隔天过来帮忙，两个人各看一间，账本每天晚上合在一起对一遍，进出都清楚。

第四天上午，苏晚在城南铺子里理货架的时候，门口进来一个小孩。七八岁的年纪，穿着打补丁的短褂，手里攥着一只空布袋，站在门口往里面探头。苏晚问他要买什么，小孩摇了摇头，说“有人让我送个东西”。他从布袋里摸出一张折成小块的纸，放在柜台角上，转身就跑了。

苏晚把纸拿起来展开。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明天傍晚，老地方，有人等你。”字迹跟之前那张纸条一样，圆润的笔画，收笔处带一点上挑。她把纸条折好收进暗兜里，继续理货。整个下午她照常做生意，没有提前收铺，也没有多做什么准备。傍晚吴婶过来交接的时候，她把两份账本对了一遍，比平时多花了几分钟。

第二天她比平时早了一刻钟收铺。把门板装好，锁上门，沿着主街往城北走。她没有直接去鼓楼，先绕到鼓楼旁边那条街上走了一圈。鼓楼底下的空地上，卖糖炒栗子的摊子还在，捏面人的摊子也还在，但画糖画那个位置空了。矮桌、小炉、铜勺、竹签，一样都没有了。那块地方被人扫得干干净净，跟旁边几个摊子摆得满满当当的样子比起来，多了一块突兀的空地。

她在空地旁边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往城北走了几条街，拐进一条窄巷。巷子深处有一扇不起眼的小门，虚掩着。她推门进去，里面是一间很小的屋子，光线偏暗，一张矮桌，两把凳子，墙角搁着一只旧木箱。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。

就是之前那个画糖画的老头。

他今天没穿摊子上那身灰扑扑的旧衣裳，换了一件深色的短衫，头发也重新梳过了，看起来比在鼓楼底下的时候利索了不少。他面前放着一只茶碗，碗里的茶还冒着热气。看见苏晚进来，他抬了一下手，示意她坐。

苏晚在对面坐下来。老头开口说了一句：“摊子撤了，人没事。”

苏晚问：“盯你的是什么人？”

老头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放下之后说：“不知道。但盯了两天，一天换一个人，不像衙门里吃官饭的。我猜是有人想摸那条线的底，摸完就走。我把摊子撤了，他们就找不到人了。”

苏晚看着他，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。老头撤摊子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已经摸清了对方的路数——对方在摸底，摸完就会走，他只要躲过这几天就行。她问了一句：“货的事怎么办？”

老头说：“再等几天。等那边彻底消停了，我把摊子换个地方，不摆鼓楼了。到时候你这边供货，我那边照卖，分成照旧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看了苏晚一眼，“你要是觉得风险大，现在退出来也行。铜牌还我，就当没这回事。”

苏晚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铜牌先放我这儿。等你的新摊子摆起来了，我再决定退不退。”

老头没有多劝，点了点头。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张小纸条放在桌上推过来：“这是我新住处的地址。以后有事，往这个地址送信。别去鼓楼那边了。”

苏晚把纸条收进暗兜里，站起来。老头没有送她，只是坐在桌子后面又端起了茶碗。她推开门走出去，沿着窄巷原路返回。走到巷口的时候天已经暗了，路灯亮着，街上行人比傍晚少了一些。她站在巷口看了一下四周，没有看到明显跟着她的人，然后沿着主街走回孙家巷。

回到屋里她坐在桌边，把老头给的那张地址条打开看了一眼。地址在城北偏西的一条巷子里，她不熟那一片，但方向她知道。她把纸条收进抽屉，跟铜牌放在一起，然后吹了灯躺下来。

老头没事，摊子只是暂时撤了，货的事等几天再说。这条线没有断，只是暂时按了暂停。她翻了个身，慢慢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她照常去开铺。经过城南那条街的时候，她发现对街布庄门口挂的那块新招牌“绸缎”被人取下来了，只剩下原来的“布庄”招牌还挂着。她看了一眼，没有多想，继续往自己铺子走。卸门板的时候她发现门缝里塞着一张小纸条，折成四折，卡在门板和门框之间。

她把纸条抽出来展开。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城北布庄的事跟你没关系。别管。”

字迹不是老头的，也不是之前那个圆润笔迹的人写的。笔画瘦硬，收笔处带着一点上挑的弧度——跟半年前在孙家巷住处桌角出现的那个布包里的纸条笔迹一模一样。